上一次黑死病爆发，就在不久前的1410年。这次瘟疫从叙利亚开始，在大马士革造成了五万人死亡，许多村庄空无一人，大片农田被废弃。而埃及的情况同样严重，谢赫的马穆鲁克学校里，有几百名学徒死亡，之前耗费巨资购买和培养的人才，几乎损失一空。
为了应对可能的外敌，只能顶着高价，走土库曼商人的路子，再紧急购入奴隶补充。而这些新人，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比不上之前，培训的也非常将就。当地学者记录说，就算集结全部的皇家马穆鲁克和哈勒噶军团，也就只有五千人，其中恐怕只有一千人堪战。
在这种情况下，谢赫想尽了办法，聚集了大量兵力，但质量十分堪忧，大部分其实都是临时凑数的。连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投入战场，作为总预备队的皇家马穆鲁克，素质都参差不齐——为了弥补数量的严重不足，谢赫甚至只能让新学徒也加入阵列。结果，很多所谓精锐，其实就是一群半大小孩，训练时间可能也就比义务制的普通军团兵，稍微长一点。他们的实战表现，自然也无法保证了。
知道了这些，郭康才明白，为什么当时敌人表现的这么奇怪。
经济和军事上的问题，进一步动摇了马穆鲁克的统治。1410年的瘟疫中，巴勒斯坦的乡村，受影响不是很大，但苏丹却想把城里损失的税收，加在幸存的村民头上，以此保证军费不下降。结果，人们纷纷逃离村落，躲避赋税。之前的农耕区，甚至开始游牧化了。
在紫帐汗国和叙利亚军阀筹备南下的时候，埃及方面没有从此北上的打算，当地人也完全是躺平的心态，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已经被折腾惨了。无论是地方领主，还是普通人，都实在不想再去拼命了。
如果从未来看，这个趋势也不会就此停止下来，而是会再持续一百年之久，直到马穆鲁克政权灭亡。因为在之后的时间里，黑死病依然会不断爆发。
1460年，黑死病导致1400名皇家马穆鲁克死亡；1476年的爆发杀死了2000人；1497年，又有1000名皇家马穆鲁克亡于瘟疫。布尔吉王朝执政时间最长的苏丹凯特贝，一度也尝试过恢复经济和军事，但在历次瘟疫中，他的马穆鲁克死亡超过八千人。史学家们直白地记录说，“皇家马穆鲁克的城堡空空荡荡，因为他们都已经死亡”。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
在国际局势上，马穆鲁克政权也长期处于被动。
安达卢西亚的残余势力，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四处求援。原本，作为这一带最强大的天方教政权，马穆鲁克就是他们最主要的求助对象。当时的苏丹，也确实有过出兵支援，打断十字教“再征服”运动的想法。
但黑死病导致的士兵损失，让马穆鲁克军队丧失了跨海远征的能力，计划最终泡汤，没能阻止敌人的继续南进。安达卢西亚人病急乱投医，最终都找到大都去了，才有了之后的事情。
而在历史上，直到灭亡，马穆鲁克都没缓过来。因为经济崩溃，军费不足，马穆鲁克甚至长期没有大规模列装火器。奥斯曼人记录说，在早年，他们和马穆鲁克的交战中，马穆鲁克们军饷充足，武器优良，每次都能占据上风。但到了16世纪，同奥斯曼人对阵的，却是一群迟钝、沮丧、没有军饷和军械陈旧的暴徒。
到1516年，奥斯曼和马穆鲁克决战的时候，马穆鲁克的战术依然是传统的全骑兵硬冲。尽管这些马穆鲁克还是一举冲垮了奥斯曼征召的炮灰，迫使耶尼切里陷入苦战，表现的比波斯骑兵还好一些，但其实已经没有战略上取胜的可能性了。
想避免这个情况，真正把埃及消化好，而不是和马穆鲁克——或者代替他们的奥斯曼一样，单纯把这里当提款机，恐怕首先就得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按之前世界的历史，1414年当年的夏秋，就会再来一次小规模黑死病爆发，算起来都没多长时间了。郭康等人固然可以带兵跑路，但光靠逃避，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因此，郭康也加紧进行整理，看目前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物资上、组织上，乃至思想上，都要抓紧进行研究，加以利用。
平心而论，这个时代的天方教世界，相比于欧洲十字教诸国，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他们这里的医学更加发达，组织也更完善。对此，双方其实都是承认的。但和马穆鲁克过于尽责地执行命令，反而害了大家一样，这种优势，也带来了巨大的副作用。
在黑死病最初几次的发作中，埃及人也对自己的医生和教士有足够的信心，以至于瘟疫爆发后，和欧洲人逃离城市不同，埃及人反而涌向城市，因为城里有更丰富的医疗资源，也有更多的寺院和神职人员——在大家的印象中，这里的医术和祈祷，应该是能拯救自己的。
然而，对于这个时代的医学来说，黑死病还是过于超纲了。这种行为，不但没有拯救难民的生命，反而导致了城里的人口密度提高，传染也更加严重。
对于瘟疫本身，医生和学者们有一些隐约的了解，知道疾病会在人和人、人和动物之间传播。不过，他们大多认为，传播的途径，是遭到污染的空气。
老海胆和伊德里斯他们的师祖，也就是那位总结周期律的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发现瘟疫之前，老鼠总是有些异常表现。不过这种发现，也只是出于直觉，他自己也没能研究出鼠患和瘟疫有什么直接联系。对于如何进行应对，大家也没能拿出有效的办法。
因为医学方面的措施都没有什么效果，从苏丹到普通人，都只能求助于宗教。但哪怕当代人自己，都已经发现，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样效果不佳。
在圣训里，有一些关于瘟疫的条目。比如要求信徒在瘟疫爆发时，不要前往发生地；自己所在的地方发生瘟疫，也不要慌忙逃离。老先知还告诉众人，瘟疫同样是成为烈士的征兆，在瘟疫中去世的信徒，也算是烈士。因此，在瘟疫发生时，天方教信徒要比法兰克人之类，更好管理一些。一些虔诚的人也乐意冒着危险留下，积极参与防治活动。
这些教规，很多都是老先知的生存经验总结，对于当时人应对各种灾难很有价值。但几百年下来，很多地方还在吃老本。那些有优势的地方，往往也没能继续发扬下去，甚至走向了抽象的方向。
之前黑死病爆发时，束手无策的苏丹就求助于教法学家，问他们，这是否真的是胡大对于众人的惩罚。教法学家们分析之后认为，这都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