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待所那边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又怎么解决的，我虽然是心里像揣了二十五只小老鼠一样，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问。
不过，看刘老师和老夏的样子，估计梅阿姨昨天教给刘老师的招数，就算没全使出来，差不多也使了个百分之八十。
梅阿姨和兰兰早上送我跟他们俩会合的时候，老夏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连话都不想说。
看我们三个的时候，眼神还有点躲闪。
反而是刘老师有些得意洋洋，来时略有些拘谨的样子全都不见了，看见我们过来，大大方方的就挽住了梅阿姨的胳膊。
梅阿姨仿佛什么都知道了似得，一个字也不问，帮着收拾了东西，把我们送到首都火车站。
火车发车的时间在下午，还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都是第一次来首都，昨天是心里面有事儿顾不上，现在有时间了，兰兰姐便提议去广场看一看。
八八年初，天安门城楼对社会开放了，我似乎记得有这么回事儿。
跟他们几个人一说，几个人连午饭都不考虑了，直接就奔广场而去。
看了纪念碑，登了天安门，又在广场上拍了照，留下地址让人给邮寄过去。看看时间快到了，我们才和梅阿姨与兰兰分开。
走之前，我把张兰兰拉到一边，嘱咐她一定要跟柴导的爱人好好学，等我放寒假了，就来首都看她。
说的小丫头眼泪婆娑，差点拉着我不让我走···
回程不像来的时候，兰兰姐和梅阿姨都留在首都了，老夏和刘老师我都不熟，干脆上车就睡觉。
老夏也跟来时不同，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
跟我一样，脱了鞋就躺上了铺位，甚至还面朝着墙壁。
只有刘老师心情极好，虽然也脱了鞋，却是倚着被子看在火车站买来的画报，时不时的还哼上两句歌。
仔细听听，竟然是我刚刚才写的《蝴蝶泉边》，没想到她只听了一遍，就记住调儿了。
嘿嘿，回去之后我得把词儿再写一遍送给她。
回去之后，薛文琪来问我这两天请假去哪儿了?
宋小乐也凑了过来。
我不经意的瞥了一眼，好像苗蕾也竖起了耳朵。
院子不大，很多事情都瞒不住。
不过去北京这事儿，因为涉及到上春晚，而且还不确定，在宣传部的要求下，我们两家都没有对外多说。
但我和张兰兰一起消失了三天，还是被苗蕾敏锐的发现了。
只不过我回来了，而张兰兰没有回来，所以我找了个理由搪塞薛文琪，连带着苗蕾也被我骗了过去。
接下来就是期中考试···
张伯伯他们厂里的学生学习桌终于研制成功了。
根据我给他们提供的设计思路，学习桌桌面既可以水平，也可以倾斜一点坡度，适应学生读书和书写两种场景下的不同要求。
学习桌分有书架和无书架两款，侧面专门留有台灯插座。甚至桌面下面的抽屉，还根据文具的不同种类设计了不同的格子便于存放。
最重要也是最为家长所推崇的是，桌子和椅子的高度，还可以根据儿童的身高由家长自己来调节。
根据这个调节范围，这个学习桌能够适应从小学到高中所有学生阶段的人来使用。
甚至是大学生，嘿嘿，当然电大和函授的那种，也可以用。
当然，木器厂非常贴心的给出了一个调节建议，身高多少，建议怎么调，都写在了说明书里面。
木器厂这款桌子也从此成为国内第一款配说明书的家具。
同时，根据我的建议(其实也是因为木器厂太穷，出不起广告费)，张叔叔作为木器厂攻关学习桌的主要开发人员接受了省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让木器厂的这款学习桌一下子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产品。
然后，木器厂一下子火了起来，订单接到手软。
县里其他的厂子都开工不足，很多工人都开始按计划放假，改制，下岗···，但木器厂三班倒也完不成订单。
木器厂的门口，不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总是停着拉货的大卡车，弄得崔伯伯那边差点在木器厂门口设岗。
刚好梅阿姨和兰兰不在，于是张伯伯干脆吃住都在厂里，一两个礼拜都不回家。
快到元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张伯伯让厂里的人拉到我家一套学习桌，说是对我给木器厂出谋划策的感谢。
同来的还有一个他们厂里据说的供销科的叔叔，姓孔，看来是张伯伯的心腹。
除了学习桌，还有两箱酒，两条烟，当然，还有几个已经打包好的菜。
三个人，两箱酒，两条烟，肯定抽不完喝不完，于是这些烟酒就会名正言顺的留在我家。
这套路，我懂！
木器厂老厂长已经充分放权，数着日子等退休了。据说乐呵呵的逢人就说，组织上给选了一个好的接班人。
看张伯伯给我们家送礼还这么谨慎地情况，厂里应该在钱上立起来规矩了，就是不知道是他立的，还是老厂长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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