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清晨，四九城西郊，一辆挂着“京Z”牌照的深灰色公车驶入科技部下属高新技术发展研究中心。
车上下来的是大夏国家政策研究室一处处长袁泽，与科技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周振南。
两人此行目标明确——调研星城市模式，并形成政策评估建议。
他们手中拿到的，并非普通调研令，而是一份盖有大夏中秧财经委员会与大夏最高人事部联合印章的“联合试点观察函”。
文件标题很长，却只有一句话让人不寒而栗：
“星城市是否构成地方治理权力边界的特殊样本，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与必要制衡性。”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央——正在认真考虑，李一凡的星城模式，到底是“地方异类”，还是“国家试验田”。
与此同时，李一凡正站在星城市高新区展示中心三楼，对着来自江淮省、岭南省、川南省的三组副厅级代表团，进行闭门讲解。
“我们不是在搞技术突围。”
“我们在构建的是：地方主导型治理+战略科技链条闭环+资本配置能力+制度容错机制的四维并行系统。”
“这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未来十年的体制准备的。”
江淮省代表团首席——江淮省副秘书长马承志，目光闪动，缓缓点头。
“你们这是用整个城市，顶起一个部委的工作量。”
李一凡微笑，却没有否认。
这场闭门会的背后，是李一凡悄然铺设的“外围同盟”。
江淮，是赵建国牵线的改革试验地之一，也是“中部协作机制”最早的支持者。
岭南，曾与李一凡在召阳有过“产业标准输出合作”，如今正试图引入星城机制中三项基金调配方法。
川南，则是军工配套重地，对中微公司提供光电材料方向基础组件。
这三个地市若能形成联动带，就意味着——李一凡的试验，就不再只是“星城市”的孤例。
而是一个东中西三点联动的“新路径雏形”。
这一步，远比“守住机制”更危险。
当天下午，潇湘省委组织部一位内部线人将一份名为《中层结构再平衡提案反馈意见汇总》的内部件通过非正式渠道送至赵斌手中。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署名“X”的批注：
“系统设计不宜以围堵思维对待前沿试验，若再有加压，极可能引发系统性抵抗情绪，降低干部信心。”
赵斌将材料交给李一凡时只说了一句：
“他们自己，也开始犹豫了。”
李一凡点点头。
他知道，在这个阶段最怕的，不是敌人强硬，而是敌人开始动摇。
因为动摇，说明对方开始出现分裂——而这，才是最好的破局窗口。
当晚十点，市委常委会再次召开。
这是一次“反常”的会——没有议题，只有“分析”。
李一凡将当天下午收到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调研函”复印件分发给所有常委。
“中央开始盯住我们了。”
他顿了顿：“但你们别紧张，这是机会。”
“我们既然已经被视作‘结构外的试验’，那我们就要——做给他们看，做得更完整、更漂亮。”
他宣布三项决定：
1. 设立“市委政策法规研究处”，由市委秘书长梁国涛兼任主任，专门负责政策解读、制度备案、对接中央政策接口；
2. 组建“改革观测数据平台”，接入中央调研系统API接口，每周公开上传政策试验指标变化数值，做到完全对外透明；
3. 启动“全国交流机制”，欢迎其他地市派员驻点实习，构建多地干部互访机制，开放全系统运行路径。
“我们不躲，我们迎。”
“他们要看，就让他们看个够。”
翌日，四九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召开闭门会，袁泽在汇报中只说了一句话：
“星城市——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愿意全结构暴露给国家系统的城市。”
“它不是不合规。”
“它是超规——但不是对抗，而是主动反馈。”
这句话，让中央内部一部分“观望派”彻底安静下来。
潇湘省委财经办，唐志衡眉头紧锁。
连续两日，无人再在内部会议中提“降格建议”与“削权操作”。
财经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甚至在茶歇期间悄声提醒他：“现在继续出手，已经是‘政治性过敏’。”
唐志衡没有发火，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中微那份德系设备替代图，更新到什么阶段了？”
那人答：“完成替换率42.5%，预计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