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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娃央金。”
李舟听她用四川话字正腔圆地念音译名字，忍不住笑了，“藏人？我从来没见过。乡亲们都说你们那里的雪山湖泊很美。”
达娃知道他原本想说什么话。乡亲们都说你们那里还搞奴隶社会，一言不合就要砍人手脚，比封建王朝还不如。这话一点也不假，她的父母就是奴隶，某天看到老彭的车队从峡谷上方过，便把她绑在马上、点燃马尾，让马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山，跑进他们素面未谋、但是仰名已久的汉人的队伍中去。
很多次午夜梦回，她都还趴在那匹枣红色的马上，任由它载着自己冲出世代为奴的命运与重重雪山。那是比生死还要重大的时刻。而当她真的站到红日之下时，回头望去，身后却空无一人。
康巴地区消息闭塞，她找不着那个传递消息的马夫，但她知道父母一定被处决了。他们的尸体会被投入水中，成为雪山湖泊的一部分。
她说，是很美。
李舟向裘贵华告了七天的
假，不慌不忙地在家住下。大过年的，家里也没什么事，第二天早晨老彭赖床不起，他习惯性起得很早，靠在墙外抽烟。
达娃蹲在船上看了他半天，从泡在水里的竹篓里拎着一条活鱼走过来，刺啦一声开膛破肚。他连忙闭上眼偏过头去。达娃于是大笑起来，“刚还觉得你像个男人，怎么还是怕血？”
“不是怕血，是晕血。”
“都一样。”
“哪能一样，头晕和害怕是两码事。”李舟立刻回屋掏出墨镜戴上，再出门，接过她手中的鱼和刀，利索地把内脏刮出来扔到河里。烟依然叼在嘴里，他说话时嘴唇不怎么动，“裘贵华想出来的办法。有墨镜后我就开始参加剿匪了，行动完全不受影响。”
“那你杀过人了？”
“杀过好多了。”
“你真像个男人。”达娃撑着脸说。
李舟被她朴素的价值观逗笑了，不过是他有了经历，在哥老会里混几年，从炒红薯干的乡下小伙变得跟会匪一样。她倒是很少离开这个小渔村，但是她没有长大吗？他抬起头，看到她更加健美、修长的手臂搭在膝上，水珠顺着肌肉的线条到达指尖、坠入河中；雀斑遍布整张脸，像桑葚蘸上去斑斑点点的汁水。
生平第一次，一个女人的美唤醒了他身体的反应。
他几乎是痛苦地想，那茯苓算什么？茯苓永远没有机会长大、让人为她的美而惊异了。那时候他们太小了，简直像朋友，躲到无人的谷堆后面就只是烤苞谷分着吃。天哪，天哪，茯苓有什么错，他又有什么错，裘贵华——裘贵华是个不算太坏的傻子，不跟傻子谈错不错的谁的错？
要把旧世界摧枯拉朽。
“我有过一个爱人。”他说。
“是么。”
“当时和我一起被裘贵华处刑的。她的仇还没有报。”
她甩了甩手，水珠溅了他一脸，然后重重跺着脚走了。
他提前结束了假期，回到巴青城。这年头军阀乱得很，你方唱罢我登场地轮流轰城门。在这种情况下，裘贵华修了几个逃难所，交了保护费的市民都可以往里躲。他一边难堪地挨家挨户收保护费，一边又觉得裘贵华做的似乎是好事。等军队冲进城里巷战时，他架着机枪蹲在地下室门口，确信裘贵华是做了件好事。
1928年，李舟成为李五爷，把控巴青城周二十三道关卡，无数枪支弹药、医药、文件秘密地运输而过。
1931年，老彭去世。
李舟赶回家吊唁，发现满屋子都挤着年轻学生。他到这个时候才得知：老彭的父亲确实抽大烟，没抽几年就死了，家产尚有不少，被他全部变卖用来资助学生。这些学生去了苏、英、法、日，现在几乎都回来了，或成为实业兴国的中流砥柱，或投身于革命事业。
彭采英介绍了一个名叫程怀昌的青年给他，脸圆圆的，说他将取代老彭成为自己的搭档。“叫他就叫‘小程’好了，和老彭一样，不要叫大名。”
李舟点点头。他其实认识这人，程老是巴青最大的企业家，巴青许多餐饮场馆都属于嘉陵公司；民间早有传闻他的几个儿子从政府叛逃出来了，不曾想居然在这种场合见了面。程怀昌抬头瞟了他几眼，想开溜。
只剩达娃一个人在了，她靠着墙朝他笑，指间夹着一根烟。他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
口袋里有一个小吊坠，黄铜的，不值什么钱，李舟此刻把手插进口袋里划摸着它的边缘，也就画了一遍月亮。这是来之前买的。前些日子堂口来了个川西人——比祥宁镇还要西的多，原是挑扁担的，做藏人和汉人之间的贸易。李舟问，央金是什么意思？他说是一个会唱歌的仙女。达娃是什么意思？他说是月亮。
后来又读《湘江评论》，里面有段这样的话：“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他忽地就由仰躺的姿势坐直，又重新躺下，觉得好像没这么严重，不过送她个好玩的小物件嘛。但好玩有时候是会酿出大错的，想想那只鸟，而你们走在一条多么郑重的路上见到她再说吧。
没想到再见面居然是因为老彭的死。两人都觉得恍惚，心里被噬出个空洞似的，阴渗渗地漏风，把辛辣的尼古丁填进心肺里才觉得好一些。他也摸出根烟出来，彭采英凑过来，用嘴上叼着的烟头帮他点上了。
李舟最终还是没把吊坠送出手。
1932年的秋天，裘贵华对他说：“等会我们要去见一个人。霍老大，你记得吗？现在叫霍眉，她当表子了。”
时隔十四年，祥宁镇的竹林烟雨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