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class="tt-title">第365章 君主立宪（2）
随之，荀彧就给大家详述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三种断句方式。
在座诸公看到这三种断句方式，心神俱震。
他们在读书时，先生可是只教了他们一种断句方式，也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荀彧告诉大家，这是“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为了维护皇室统治，专门以孔圣之言，行“愚民”之事而篡改了断句方式。
真正的断句方式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目的是为了让草民、贱民受教化、知礼仪。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注意，这是在养“士”，而不是普及教育。
所养之士，自然都是出自士族之家，本就是读得起书之人。
而董仲舒之所以要“养士”，则是以皇家名义，培养大量儒生，把“独尊儒术”落在实处。
毕竟，儒术中的“尊卑之说”、“纲常之论”和“愚民之策”，最适合维护皇权。
士族则以家学为基、太学为冠，逐渐掌控了朝野的话语权。
再加之“察举制”，自然而然便会形成士族集团与皇权的对峙之局。
若非如此，先帝想购买马匹，士族也不敢开出“两百万钱一匹”的天价。
士族垄断了知识，更是不愿百姓读书并习得治国之道。
这也是所有士族的家学永不外传的根本原因。
士族分了皇权，必然造成两权之争。
此乃弊之一也。
立周之时，姜尚常对周王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然而独尊儒术之后，天下就变成了一人之天下，而士族分权又变成了两人之天下。
皇权独断，虽然有利于中央集权，却不利于能者治国。
其他不说，仅有汉以来，昏君、庸君可不算少。
先帝刘宏的各种作为，对大汉的危害有多大，在座重臣自然心知肚明。
之所以出现昏君、庸君，甚至是不谙世事的幼君，“昏者、庸者治国”，能者、贤者、仁者反遭昏者、庸者之害，几乎发生在自古以来的每个朝代。
秦之所以能一统六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七代未出昏君、庸君。
而只出了胡亥这一个昏君，秦就灭亡了。
然而，以血脉传承，昏君、庸君就无法避免。
或许只出一个昏君或庸君，就能葬送一个朝代。
听到这里，群臣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如若先帝刘宏不崩，大汉可能真的让他给折腾亡了。
所以，血脉传承乃弊之二也。
皇帝驾崩之后，如果有太子还好；若无太子，则是后宫、外戚和代表士族的朝臣之间的争夺战。
对于朝臣来说，所拥立者，最好是庸君、幼君。
如此，朝臣才能掌控朝堂上的话语权。
想想当初周勃、陈平二人选文帝刘恒，除他是刘邦的亲子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刘恒没什么势力，不会让朝臣感到威胁。
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不就是因为献帝年纪小，身后又无后宫、外戚支持吗？
皇室宗亲中，颇具贤能的年长者颇多，为何不从中选贤任能？还不是争夺朝堂的话语权。
此弊之三也。
有此三弊，日久必衰。
绝非出现一个明君，或者是一些忠诚的朝臣可以挽回的。
过去，一直有“盛极必衰”的说法，可何谓“盛极”？
大汉衰弱，是因其“盛极”了吗？
仅青州当前的富庶程度，便知，大汉离“盛极”还差得远呢。
而大汉之衰落，上述“三弊”便是主因。
总结下来便是：知识垄断、血脉传承、五权争利。
五权指皇权、士权、宦官之权、后宫之权和外戚之权。
闻荀彧讲解到此，一些反应快的，突然想到了成公子的“洛水之誓”。
誓言中，说的可是“保汉室”，可没说“保皇权”。
果然，荀彧接下来的话，就讲到了皇权。
荀彧说，皇权集于一人，遇昏庸之君，其朝必衰。
只有让出大部分皇权，给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一群人，才能使这个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好。
而为了保证丞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过大，进而产生野心，相权也要受到制约。
制约之一：组建内阁，丞相管整体，内阁大臣分管六部，由皇室下的皇监司考成；
制约之二：皇权拥有任免丞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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